秘藏在太行深处的“十万精兵”启恒配资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殊死斗争。针对新的斗争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全党办通讯社，加强从中央到地方新华通讯网的任务要求。
1947年3月，蒋介石调集大批作战飞机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国民党调集23万军队，声称要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企图一举摧毁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及新华通讯总社，然后对各解放区进行各个击破。为保证中央的声音不中断，并有效地指导全国解放战争，中央决定新华总社大部由廖承志社长率领秘密转移至晋冀鲁豫（太行）解放区的涉县。党中央毛主席则留在陕北靠文（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武（通过电台指挥打仗）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
当年，新华总社、陕北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新华日报》（太行版）、新华通讯社晋冀鲁豫总分社、晋冀鲁豫军区通讯处、晋冀鲁豫中央局电话总局、太行文联等单位进驻河北省涉县西戌镇后，分布在西戌、东戌、沙河、宋家庄、水溢河等村子，廖承志、梅益、杨放之、安岗、孟启予、钱家楣、齐越、赵树理、阮章竞等一大批红色新闻文化工作者在这里战斗和生活，有的达3年之久。
展开剩余83%由于是战争年代，为防止国民党军的轰炸和破坏，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室就安置在了沙河村边的两孔隐秘安全的窑洞里。当时，播音室的周边环境和隔音条件十分简陋，有时甚至老百姓家的羊叫声还能通过电波传送出去。1947年3月28日，由于敌人的逼近和敌机轰炸，设在陕北瓦窑堡附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播送了青化砭战役捷报后即停止了播音，29日晚即时开始由先行准备好的太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接替播音。这样，来自“红色延安”的电波一直没有中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播音，可以说，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发挥了“不亚于十万精兵”的号角作用。涉县西戌镇由此成为新中国红色新闻文化事业的重要成长地和转折地，被誉为“中国红色新闻文化之乡”。曾在这里长期战斗、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些老一代革命新闻文化工作者，也和这片红色土地结下了深厚情谊。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每当谈到新华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太行西戌时的历历往事，特别是提到1948年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西戌首播前后的一些细节时，老前辈们依然激动万分，记忆犹新。近期，笔者采访了杨兆麟（原新华总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显堂（原新华总社后勤人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两位老前辈，请他们讲述那段硝烟中的红色岁月。
杨兆麟：一封电报引出的
“五一口号”
1948年的五一劳动节前，率领新华总社大队人马驻扎在涉县西戌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总社社长、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廖承志，看到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就给中央发了一封十分简短的电报，询问：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中央有什么重要指示发布。没想到，就是这封简短的电报，引出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快速发布。
按照惯例，党中央每年五一劳动节都会专门作出决定，通过新闻媒体发表宣言、口号、文章、社论以为纪念。廖社长的电文传到当时的中央驻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后，机要工作负责人罗青长立即把来电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廖社长的这封简短来电，当即引起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崩溃，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即将诞生，该是对外公布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提出新中国政权蓝图的时候了。
据了解，最开始起草的“五一口号”初稿共有24条，很快就被送到毛泽东主席的案头，他将目光停留在以下3条上：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他拿起毛笔，将初稿第5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他又将原第23条、第24条删去，将原第25条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948年4月30日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扩大会议（又称“城南庄会议”）启恒配资，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主席修改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晚，中共中央通过驻扎涉县西戌镇的新华总社正式对外发布该口号，驻扎在涉县西戌镇沙河村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广播。
李显堂：
“那天傍晚，我到沙河送稿件”
1948年4月30日傍晚，天气虽渐渐暖和起来，但天色渐黑的涉县西戌镇外仍显得十分空旷冷清，不时还会听到野狼发出的嚎叫声。按照往常，新华总社和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编辑部的领导和同志们早已休息，可此时廖承志社长和陕北台编辑部的办公室里依旧发出亮光。
当时，我已在驻扎于西戌镇西戌村的新华总社担任通讯员，与我同来的还有两位，一位叫江麦庭，一位叫李中寿，他们当时也都是十六七岁的年龄，而且都是与西戌村一路之隔的东戌村人。在这里，机关上的每一个人都喊我们“红小鬼”。
傍黑儿（当地群众习惯将太阳落山到天黑这段时间都叫傍黑儿，4月底时天黑得渐晚——笔者注），我正提着暖水瓶往编辑部的门外走，忽然听到新华社口播部主任温济泽在喊我。温济泽对我说：“你现在就到沙河村的陕北台和邯郸台的播音机房去，亲手把这篇稿子交给常振玉台长，廖社长要求马上广播！”
我接过稿子后，忍不住心里犯起嘀咕：白天不是把要播的稿子都送过去了吗？怎么现在又要送？再说，广播设备都快关了呀？
虽然这样想，我还是装好稿件转身就走，谁知没走十几步，温主任又把我喊了回来，操着一口江苏话说：“天黑，路不好走，还有野狼出没，手里要攥上一根木棍！”说话间将一根齐眉棍递了过来，我赶忙接住。
我一个人穿行在通往沙河村的曲里拐弯的山路上，身后跟着那条平时经常跟着我的大黄狗。
眼看就要到沙河村了，我的心里一阵高兴，不由加快脚步，谁知一不小心，掉到了一个水井里。幸亏井不深，水也不多，大黄狗还在上面“汪汪”地叫着。我先摸了摸袋里的稿件还在，就一点儿一点儿地爬了上来。
我赶到电台播音室，没想到常台长就在播音室门口等着我，我赶紧把廖社长等领导签过字的稿件完好地交了过去。
杨兆麟：汉语和英语播出
“五一口号”
新华社在沙河村的广播电台是一套人马，却挂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两块牌子。在李显堂把稿件送到常台长手里的同时，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两位播音员齐越和魏琳也做好了准备，要用汉语和英语播出这篇重要文稿。
很快，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齐越，首先用汉语向全国、全世界播出。接着，播音员魏琳又用英语播出了这篇重要文稿。随后，他们又以记录速度反复播发，以便于各地记录。
当晚，在常台长的安排下，与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仅一窑之隔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于韵琴，也播出了这篇重要文稿。
另外，在陕北台和邯郸台播出这篇文稿的同时，新华社还通过设在西戌村和东戌村的发报台用电报向各大解放区的总分社发了出去。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西戌首发后，像春雷一样震撼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在全国各解放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在5月1日就被《晋察冀日报》全文刊载，5月2日被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山东《大众日报》等全文刊载，直接促进了新政协的诞生，使各民主党派广泛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即将迎来全面胜利的中国人民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来 源：《文史精华》
编 辑：张禹 冀翔
审 核：孟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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